1、包华石广泛征引文献和视觉材料，以说明不论中国还是英国，当面对愈加放纵的特权和专制权力时，众多名人志士都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予以理智回击。而今天，我们却只对有所谓“欧洲近代早期”的发明耳熟能详。事实上，前工业时代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发展有着众多相似的经历，譬如受过教育的非贵族人士的崛起、印刷技术的普及、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不断扩张的艺术市场、公共领域的出现等等。正是这些共性经历，使得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在18世纪产生了革命性互动。
2、通过在比较视角下对所谓“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本书表明，政体的差异是结构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只要给予适合的历史土壤，理性的种子便可生根发芽。
3、既然译文原本是要连同信件交给福尔蒙的，那到底为什么又被杜赫德捷足先登？这本是一桩译史迷案，具体的情况除了当事人以外恐怕再无人能讲清楚。译文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刊登出来以后，福尔蒙看到以后很是气愤，在自己1742年的一本汉语语法著作中指责杜赫德截获信件，窃取译文。面对指控，杜赫德做出了回应，说自己手上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马若瑟或其他传教士写给福尔蒙的信件或材料；是杜瓦拉莱给他提供的译文，并把它借给了自己，他“完全是从杜瓦拉莱手中取得译文的”。杜赫德的托词显得非常谨慎，用一“给”一“借”就把责任推至杜瓦拉莱。我们对此完全可以设想两种可能，其一是杜瓦拉莱主动把译文连同信件交给了杜赫德。耶稣会有严格的通信制度，杜赫德是耶稣会中有名望的人，把材料交给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看来，杜赫德担任文稿审查任务的可能性不大。杜瓦拉莱拿到译文之后因为译文的价值而主动提交给杜赫德供其出版似乎也显得很牵强。而另一种情况就是杜赫德主动追索马若瑟的译文。随着译史研究的深入，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学者李声凤研究了当时法国的另一位布吕玛神父(PierreBrumoy，1688-1742)的私人通信，信中透露的与杜赫徳之间的交往情况，为我们大致描述了《赵氏孤儿》译文获得出版最有可能的事实经过：1732年6月间，杜瓦拉莱与杜布罗塞将《赵氏孤儿》译文与信件一同带到巴黎，这些材料原本受马若瑟委托应转交给福尔蒙。但是中国戏剧译文抵达巴黎的消息在学界迅速传开，译本甚至连一位“乡间夫人”也读过了。在布吕玛的告知下，杜赫徳找到两位神父，在福尔蒙之前率先取得了译文。看到译文之后，杜赫德深知这是整个欧洲都还完全没见过的稀罕之物，就决定在自己的书里刊印出来。显然，《赵氏孤儿》的出版看似因缘际会，但在冥冥之中却又有其必然性，18世纪法国对于中国戏曲的强烈兴趣是译文出版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这样，三年之后《赵氏孤儿》在欧洲“粉墨登场”，与欧洲读者见了面，开启了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史。
4、当然，警方也嗅出了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作品的危险味道，这些批评各种弊端、设想理想的社会制度，甚至传播无神论的著作，侵蚀着绝对主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正是图书贸易监管部门始终以怀疑、担忧的眼光关注着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著作的原因。然而，在弊端丛生、社会不满爆发的时期，旧制度遭到了从形而上学到色情诽谤的一切类型书籍的抨击，包括哲人们的对手的著作。他们也在强调现存社会的缺陷，“反哲人们沉浸在对现状的激烈反抗和对社会当前状态的不可缓和的仇恨之中，他们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也勾画了一个“浪漫式的、类似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们并非想要维护现存秩序，而是反对按照启蒙哲人们的设想来进行社会变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监控着违禁书籍洪流的戴梅里在其日志中记载了如此之多反哲人的作品，以及为何他没有识别出启蒙运动这股思潮，而弗雷隆等反哲人却可以轻易识别出来。对戴梅里来说，哲人、反哲人以及大批鬻文为生的文人都属于同一个类别：可疑的、具有潜在危害的“作者”。
5、Duringthe18thcentury,VoltairewroteaplaycalledTheOrphanofChinaandputitonstage.Theplay___56___(base) onarealstorythattookplaceinYuxiancountyinShanxiprovincemorethan2,600yearsago.AdaptedfromthepopularChineseoperaTheOrphanofZhao,___57___ causedgreatenthusiasmforChineseculture inthewest.
6、 《赵氏孤儿》是一座丰碑，欲了解中国这一幅员辽阔的帝国之精神，该剧当远胜于曾有或将有的一切叙述。诚然，这部剧作比之我们当代那些佳作略显粗糙，但较之我们十四世纪的那些剧本却纯属杰作。与这位中国作家相比，我们那些游吟诗人，我们那些诸如“大理寺卿”(Bazoxhe)、“无忧少年”(lesEnfantsSansSouci)和“痴婆子”(laMere-Sotte)等等剧社，都无法望其项背。我们还应当注意：这部剧本是以中国官话写就的，这种官话沿用至今未曾改变；而如今法国人连路易十二(10)和查理八世(11)时代的语言都很难听懂了。
7、作为专司图书贸易监察的权力当局代表，戴梅里几乎对所有启蒙哲人进行了监控，监控他们的作品，但并没有像他的线人、反启蒙文人弗雷隆那样将哲人们看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群体。启蒙哲人与弗雷隆等反对哲人的人，在戴梅里的日志中都是同一种身份：“作者”，总是写些引起“噪音”和“喧嚣”的作品。而且，与弗雷隆将伏尔泰视为道德败坏、狂妄自负的无耻之徒不同，戴梅里尽管认为他是个“坏臣民”，却带着开明、宽厚的温和态度，对他的才智表现出欣赏和敬重。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弗雷隆与戴梅里对待狄德罗、卢梭等诸位启蒙哲人上。对于伏尔泰等哲人与其对手之间的纷争，尽管他记录到伏尔泰与对手之间的大量论战小册子，反映出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的主要冲突事件，他却仅仅将之视作文人间的钩心斗角、利益纷争，而没有像反哲人那样勾画出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对抗的轮廓。总而言之，戴梅里的眼中既不存在弗雷隆所说的“哲人的汉萨同盟”，也不存在“启蒙运动”。
8、薛伟平 xuewp@whb.cn 金久超 jinjc@whb.cn
9、在戴梅里收集、整理、撰写、保存的资料中，《图书贸易日志》《图书贸易日志》(通常被称为《戴梅里日志》)是这位警官在1750年11月至1769年12月的工作日志，其大部分内容是巴黎流传的图书的目录。戴梅里主要记录那些警方认为有进一步监控、调查价值的图书，比如，匿名出版的书籍，经简单许可、口头许可、默许或未经许可出版的书籍，由可疑的作者撰写或可疑的印刷商、书商、流动小贩出售的书籍等。他不仅记录图书信息，还会涉及作者、书商的一些职业活动；有时也会对书籍、作者做出些许评价。散布在这些记录之中的，还有大量关于宫廷、朝臣、教士、文人的逸闻、流言蜚语和种类繁多的讽刺诗、歌谣等。基于这些丰富的资料，我们可以勾画出18世纪中后期法国图书贸易业的生动图像。
10、(2)黎希留公爵(Louis-François-ArmanddeVignerotduPlessisdeRichelieu，1696-1788)，法国元帅，第三代黎希留公爵，是第一代黎希留公爵的甥孙，曾任法国驻维也纳大使。
11、1734年2月，法国的《水星杂志》发表了马约瑟的译文片段，1735年，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史》上。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仅18世纪，它就四度被改编上演，三度被译成英文，这部悲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12、活动奖品：按不超过参与人数3%、10%、20%的比例发放不同与学习生活相关的奖品(如卡通玩偶、精美书签、一箱旺仔牛奶等等。因经费固定，视参与人数决定)
13、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公认是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起点的，其法译本最早出现于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一套四卷本的汉学丛书《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此书是当时耶稣会汉学研究的结晶，刊登了大量耶稣会传教士的稿件。负责为书搜集稿件、把关内容的是一位常年扎住在巴黎的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DuHalde，1674-1743)。当时，耶稣会的稿件从相隔千里之外的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杜赫德负责收集汇总，并裁度汇编成书。这套书的价值很大，因为它凝定了17世纪自利玛窦开始至18世纪中后叶耶稣会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奠定了法国在早期汉学研究领域中遥遥领先的地位。杜赫德虽不通汉语，但这却不妨碍他的这套书为法国汉学做出巨大贡献，伏尔泰就称赞其“编纂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佳作，堪称举世无双”。《中华帝国全志》卷帙浩繁，主题包罗万象。总的来看，我们不妨把是书向西方所传递的“中国知识”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耶稣会士经过理解消化、阐释而来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与文化知识，而另一类是书中篇幅不大，但却意义非凡的中国文学翻译。历史上，《赵氏孤儿》的译文最早正是出现在这套皇皇巨著的第三卷第三三九-三七八页间，其译者是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dePrémare，1666—1736)。
14、“去吧，听我说，我们不欠君主们什么/绝不用鲜血向骨灰献祭/去吧，对我们而言他的名字不比，/父亲和伴侣的名字更为神圣。/天性与婚姻才是首要的律法，/ 所有民族的责任义务、道德约束/都来自神明，剩下的才属于凡人。”
15、不过，把戴梅里对诸位启蒙哲人的评论集中起来讨论并与弗雷隆的观点进行比对，很容易引起误会，让人以为戴梅里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或至少是秘密的同谋。实际上，戴梅里每日随手将新获得的消息记录下来，每周汇总成为一份报告经誊抄后呈递上司，因此各位作者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的顺序和位置完全是随机的，没有规律。《作者纪事》中戴梅里对作者们的记载也是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列的，哲人们散布在几百页档案卡中，并不是一个能够勾画出外形轮廓的群体。戴梅里的眼睛看到的是“作者”，而非“哲人”，他并没有识别出启蒙运动：“显然他没有识别出哲学氛围，也没有将启蒙运动构想为具有一致性的观点的运动，也许他根本没有觉察到启蒙运动。在大多数教科书中，这场思想潮流被呈现为文化史的主流，但却没有浮出警方报告的表面。”对《作者纪事》中的22位百科全书撰稿人的档案卡进行分析，达恩顿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警察的报告中搜索对启蒙运动的一致概念是徒劳的。”
16、当时的广州专门负责与海外通商做贸易的“十三行”就有法国皇家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马若瑟译完之后，就将译稿连同两封信委托回巴黎的两名耶稣会同道布罗塞(DuBrossai)和杜瓦拉莱(DuVela?觕r)带给福尔蒙。两位同道收了译文与信函，坐上船回到法国。经过海上航行，译文终于在1732年6月抵达巴黎。马若瑟很清楚，自己写的材料一踏上欧洲土地，就不免遭到教会审查，所以他对译文与信件并不设防，他在译文的附言中就说到，“交给布罗塞和杜瓦拉莱的译文册子，我根本没有任何可隐瞒的，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可隐瞒之处，他们如果在旅途中阅读了，我也很高兴。”确实，马若瑟对于译文的心态很开放，《赵氏孤儿》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没有必要保密。
17、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前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研究。同时供职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并任英国视觉艺术高等研究中心(CASVA)海外顾问。他的研究聚焦艺术在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历史层面的表现及影响，关注个体力量和社会公义的艺术表达。
18、伏尔泰与戏剧界的人们交往密切，据说出色的女演员阿德莲娜(1692—1730)，就是在伏尔泰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阿德莲娜是很好的悲剧演员，她拥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表演风格清新自然，不造作。伏尔泰还通过自己剧作的上演情况，发现并培养了男演员勒甘。勒甘在19岁时，被伏尔泰接到家中，并辟出专室供其排戏之用。勒甘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伏尔泰剧作《保全下来的罗马》中扮演提图斯，一举成名。这个其貌不扬。嗓音沙哑的人，却颇有表演才华，演艺事业一帆风顺。在戏剧服装方面他做了必要的改革，使之符合剧本本身所反映的时代。在他的带动下，1775年上演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时，女演员不再穿用有鲸骨支架、下摆宽大的裙子，而改穿线条比较流畅、造型比较简约的裙服，尽管这离真正的中国式服装还相距遥远，但毕竟走出了戏剧服装模式化的困境。
19、 最后，成吉思汗感动了，所有人一律赦免，还任命张惕为官，专门传授汉文化，帮他治理国家。
20、票价| 80元•45元(文消卡)/50元•28元(文消卡)
21、1756—1758年的《戴梅里日志》由于资料明显缺失，难以进行分析，这个空当正好将戴梅里的记录分成了前期和后期两部分。两个时期所记录的伏尔泰作品类型发生了明显转变，从真正为伏尔泰奠定作家地位和尊严的严肃作品如戏剧、诗歌转向论战小册子本文中“小册子”作品(如表一)。从记录的频率上来说，伏尔泰的历史、戏剧、史诗等27种严肃作品出现的频次在1756年之前占比达到3/5以上。而1758年之后，虽然伏尔泰仍然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史》《历史哲学》、悲剧作品《唐克雷德》《奥林匹亚》《斯基泰人》等严肃作品问世并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大部分作品却是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在《戴梅里日志》所记录的伏尔泰作品中，小册子共约70种，大多生命短暂，只出现一次，但90％都出现在1758年之后。论战小册子作品的大量涌现，表明当时思想冲突的公开化和激烈化。
22、 据法国学者安田朴的《中国之欧洲》一书介绍，由艾伦转译改编、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墨菲主演的《中国孤儿：五幕戏剧》，刚上演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受到了特殊的好评，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此剧开场词给西方人了解神秘而遥远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从而促进了孔孟之道与儒家伦理的传播。剧中这段重要的开场词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有一位诗人乘苍鹰的双翅，向着新的道德翱翔，飞向日出处，飞向东方的中华帝国。它勇敢地使英国人听到了儒家伦理。”这个改编本彷佛更在意它在舞台上的表现。在孤儿的表演上，墨菲认为由演员自己去表演更能激发唤醒观众的感情，而且舞台上增添了一些戏剧化的表现，声音、动作上都有所改变。伏尔泰剧中的文明优胜论在这里完全找不到影子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剧，此后还飘洋过海在美国多次上演。
23、(12)洛佩·德·维加(FélixLopedeVegayCarpio，1562-1635)，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重要的剧作家和诗人。
24、 中国人既然早在十四世纪就能写出比所有欧洲人都优秀的诗剧，何以竟始终停滞在尚粗糙的艺术童年？反观我们这个民族，由于肯用心，肯下功夫，反而产生了十几部戏剧，虽不能说部部超卓，但在这一文学体裁上却已然超越了世上所产生的所有戏剧。和其他亚洲人一样，中国人先于我们便已了解了诗歌、雄辩、物理、天文和绘画，却止步于最初的基本概念。他们有条件在所有方面均领先于其他民族，但此后却始终不曾进步。他们犹如那些曾教导过希腊人的古埃及人一样，到最后却丧失了哪怕作为希腊人弟子的资格。
25、Accordingtohistoricalrecords,ZhaoDun,wassetupbyacourtier,whoarrangedforthewholeZhaofamilytobeputto___60___(die). Zhaoentrustedhisonlyson,ZhaoWu,intothecare___61___ hisclosefriendChengYing. Chengescapedintothemountains,___62___(live) withtheorphaninansecretcaveinCangshanfor15years.Hesuccessfullyprotectedthechildfrombeingfoundandkilled.Inlateryears,atemplewasbuiltnearthecave___63___(remember) Cheng’svirtueinhonoringhispromisetohisfriend.
26、通过小酷的介绍，你是否对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产生了兴趣呢？如果有空，不妨把两个版本的故事找出来读一读，让自己对中法文化的碰撞有更多更新奇的理解吧！
27、(3)1737年，黎希留元帅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期间曾出色地组织了热那亚保卫战，故热那亚人为之塑像纪念。
28、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亦如同一文化内部的交流一样，是极度复杂精巧的过程。启蒙运动时期的智力交换，通过翻译过程调解、改造。因此，受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形成的、作为现代社会建构基础的政治理念，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也有相似的讨论。它们为中国和西方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共享。权利平等或言论自由等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而非某种文明的原生价值。
29、△该问卷将于2022年11月29日20：00关闭。
30、在弗雷隆的这几十封信件中，最具有连贯性、最为弗雷隆津津乐道的就是伏尔泰与莫佩尔蒂发生纠纷，从而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嫌弃并最终逃离普鲁士的故事。弗雷隆讲述这个故事的语调是幸灾乐祸的：“您知道普鲁士国王是如何惩罚伏尔泰的吗？……国王罚他立即支付两万法郎的罚款，这些罚款将被分发给柏林的穷人。再也找不出一个更加让伏尔泰感觉到痛的惩罚方式了。”(1753年1月4日)三个多月之后，弗雷隆心满意足地报告道：“真相终于出现了。当伏尔泰通过他的信件、通过德尼夫人，让巴黎到处流传消息说伏尔泰无法得到假期，普鲁士国王一定会将他留住的时候，事实已经得到证实，他屈辱地被国王赶走了。”(4月21日)6月24日，弗雷隆更是欢天喜地地报告：“伏尔泰确实被普鲁士国王的命令滞留在法兰克福了！”接着，在7月1日的信件中，他详细地描述了伏尔泰和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被一群士兵押着、徒步搬到普鲁士常驻法兰克福外交代表家中的情景：“沿途都有人围观，德尼夫人被四个士兵看押，还有一个外交代表的职员日夜不停地去她的房间监视着她”；“伏尔泰被八个士兵看押着，与他的外甥女隔离”。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还被告知，他们每天要为关押付五百法郎的费用”。
31、▲《经传议论·自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编号：中文7164)
32、 如果你写出了什么作品，只能请朋友们过目：务必对公众和同行保持戒惧；因为会有人把你从未做过的事情归咎于你。诽谤拥有喇叭无数，这些喇叭的聒噪会害得你万劫不复，而真理则无言地守在你的身边。那位著名的大臣“铭”(Ming)曾被人斥为歪批“天理”(TianLi)，不尊被称作“王”(Vang)的皇帝；结果人家发现，那位垂垂老者已创作完成了“君主颂”和“天理赞”。
33、ISBN978-7-301-24935-2
34、 南宋灭亡了，皇帝在死前托孤于大臣张惕，元兵四处搜寻，必欲斩草除根之下，张惕决定用自己的儿子顶替，但是他妻子伊达梅却斥责他有悖父道，坚决反对。
35、 《赵氏孤儿》在欧洲翻译与改编的部分作品揉进了蒙元君王的事迹，因此胡汉融汇的历史被间接反映了出来，为西方学者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蒙元时期华夏民族的戏剧艺术提供了依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在异域流传过程中的接受与变异，出于文化因素或是政治因素，使得中西在戏剧观念、人生观、伦理观、美学观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正如乐黛云所说，任何文化只做有选择的认同，这种选择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
36、 那位著名的梅塔斯塔菲奥神父(AbbéMétastafio)为他的诗剧选取了一个和我庶几相近的题材，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孤儿从一场家族杀戮中逃亡的故事，但那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九百年，是另一个朝代
37、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并非不可理解。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图书贸易管理追求双重目标，“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印刷形式的公共话语以维持秩序，并努力通过提高印刷品的质量来发展法国的印刷业，这样可以保证印刷商和书商的福利，提升国王的荣耀并获取贸易盈余而增加王国的财富”。就这样的目标来说，图书贸易监管部门面临着远比启蒙哲人的著作更加直观、更加紧迫的威胁。18世纪的图书行业非常复杂，不能简单以“启蒙”和“反启蒙”进行划分。如今被视作经典的启蒙著作，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年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太多关注。达恩顿对海关、警察的查没书单以及书商的订购单的分析表明，在主要的启蒙哲人中，仅有伏尔泰、霍尔巴赫是最受市场欢迎的作家，大量畅销书是《开放的特丽萨》这类淫秽作品、《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这类攻击政客权贵的政治诽谤作品。这些才是耗费警方大量精力去对付的“坏书”。相反，伏尔泰是蜚声欧洲的优秀作家，不论后世对他的悲剧、诗歌如何评价，当时的人们都普遍认可他的文学价值，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热销。《百科全书》更是18世纪出版业的一项鸿篇巨制，《百科全书》的出版特许状被取缔之后，出版商们又获颁一份《百科全书图版》的出版特许状以便暗度陈仓地将这项事业继续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本巨著享有的国际声誉以及出版行业对它的巨额成本投入。启蒙著作是一门利润丰厚且口碑不错的生意，这是图书贸易监管部门不能不考虑的一个方面。
38、 张裕 zhangyu@whb.cn 舒也 xjz@whb.cn
39、 伊达梅爱丈夫，也爱儿子，她最终向成吉思汗说明了真相。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曾经追求过伊达梅，但遭到拒绝，这一次，他本来是带着报复之火来的，但是他一见到伊达梅，就旧情复燃。
40、 周怡倩 zyq@whb.cn
41、点击标题下方(文汇读书周报)字样，关注我们的动态
42、1758年之后，伏尔泰的小册子作品则更多超脱了个人恩怨、事业竞争的范畴，直接参与到启蒙运动的主要冲突事件和思想斗争之中。比如尖锐抨击弗雷隆、肖迈、彭比尼昂等反启蒙文人的《无用的当……》《可怜虫》《俄国人在巴黎》等作品；抨击教会对启蒙哲人采取严厉措施的《卑微的阿勒托波利斯主教的牧歌训令，值卑微的皮伊主教让·乔治的牧歌训令出版之际》《尊敬的神甫给大诺夫哥罗德牧首的训谕》等讽刺小册子；揭露高等法院司法不公、为卡拉斯伸张正义的《伏某先生致达某先生的信》等小册子；还有《贝利撒留逸闻》等嘲讽、抨击索邦神学博士的宗教不宽容精神的作品；这些都是伏尔泰最为成功、最为精彩、最具战斗力的作品。伏尔泰小册子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的巨大变化，与启蒙运动遭遇的重大危机直接相关。
43、 我们可以看出伏尔泰完全是以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来审视历史的，这跟当时的哈察特的政治意图不同，他有的是哲学意图。这位向来欣赏中国道德文明的哲学家，他推崇中国劝善惩恶的哲学，惊讶于中国文字经久不衰的魅力，甚至认为这部《中国孤儿》实际上不过是“五幕孔子道德剧”，是的，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娱乐观众，最重要的是他在卢梭哲学观点上的辩论。卢梭认为文明是堕落痛苦的根源，但伏尔泰通过该剧回辩卢梭：就算中国政权被鞑靼所覆灭，但是鞑靼人却被中国的文化所感化，因此最终被征服的是鞑靼而不是中国人民。
44、包华石使用了大量视觉材料，如欧洲肖像画、版画、印刷小册子和中国园林、山水画、石刻、扇面等。他认为某一时代视觉艺术的典型特征，意味着创作者和观看者双方对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存在某种共识。因此，他视艺术作品为政体、人民、施政权力、平等、自由等政治抽象概念的形象化，依此探讨思想的接受与普及程度。
45、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46、流行观点主要出自《史记·赵世家》，因其说法矛盾重重，又与《左传》矛盾，所以被认为是伪史。
47、虽然戴梅里嗅出了《百科全书》的“危险”味道，虽然他能够看出围绕着《百科全书》形成了某种作者和书商构成的网络，但并不像巴吕埃尔(AugustinBarruel，1741-1820)教士那样将之视为意图颠覆王权和教会的“阴谋”。在戴梅里眼中，他们只不过结交了“坏伙伴”而已。而在戴梅里对伏尔泰的记录中，伏尔泰甚至与这个可疑的作者—书商网络都不沾边。与伏尔泰共同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的首先是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常常露面；还有伏尔泰的朋友蒂耶里奥、达让达尔、达米拉维尔，他们在巴黎扮演着伏尔泰的代理人的角色；以及黎塞留公爵、达让松侯爵以及蓬巴杜侯爵夫人，伏尔泰惹出麻烦之后总是向这些显贵们寻求帮助。伏尔泰与其他启蒙哲人的活动没什么交集，更谈不上一个启蒙阵营的团体了。那么，是谁识别出“启蒙运动”这股潜流呢？
48、晋景公杀死赵同兄弟后，就想把赵氏的土地赏给祁奚家族。而此时，终于有为赵氏家族说话的人了。晋国执政大夫韩厥说：“赵氏家族的赵衰、赵盾、赵朔都对国家有大功，却没有了后代，也失去了土地，这样让后来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怎么愿意为国家尽忠?”
49、在《戴梅里日志》中，随着伏尔泰的小册子数量一同上涨的，就是那些“回应”他的小册子，如《关于叛徒伏尔泰的第三封信》《可怜虫致伏尔泰的诗体信》《老实人致伏尔泰的谢词》《……的哲人，或某夫人的回忆录及其关于伏尔泰的不虔诚、恶劣品行、愚蠢的讲话》《魔鬼致伏某先生的诗体信》等。这些小册子作品的大量上涨，反映出从18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精英界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公开化。戴梅里所记录的书目，能够反映这20年中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的主要斗争，比如，1752年的“普拉德事件”(戴梅里记录了这个不幸的教士逃到普鲁士宫廷的生活)、“彭比尼昂事件”(戴梅里记录了伏尔泰反击他的作品，如《无用的当……》《俄国人在巴黎》《可怜虫》等)、帕里索的“喜剧《哲人》事件”(戴梅里记录了这部剧作及其引发的伏尔泰的反击之作《苏格兰女士》以及《伏尔泰致帕里索的信及回信，值喜剧〈哲人〉上演之际》《关于喜剧〈苏格兰女士〉的信》等一些小册子作品)，卡拉斯案也在戴梅里所记录的书目中得到了良好的体现，比如《论宽容》《伏某先生致达某先生的信》《卡拉斯夫人之女佣的司法声明》等。1767年由《贝利撒留》所引发的关于宗教宽容的论战也体现在《与贝利撒留相关的文集》《贝利撒留逸闻》等小册子中。
50、AndthemountainofCangshan－which___58___(literal) meansthehidingmountain, wastheexactplace___59___ theorphanwas hidden.
51、24小时文化惠民专线0351-6597888/999
52、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屠岸贾，赵氏是长期霸占六卿之位的大族，而六卿根本没有屠岸一族，一个权臣家族怎么可能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屠戮呢。
53、实际上由始至终都是晋景公导演的一出戏，晋景公妹妹，赵朔妻庄姬私通其堂叔赵婴齐，被另外两个堂叔赵括(当时是赵氏宗主)、赵同，驱逐，庄姬向哥哥景公告状说两个堂叔谋反，景公利用赵氏家族内部矛盾，杀死了亲缘更远的那一支赵氏，然后把赵氏的封地都转给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赵武，这就是赵氏孤儿。
54、成吉思汗以皇子、张惕、伊达梅儿子三人的性命相威胁，奈何伊达梅不为所动。她不肯为大义牺牲儿子，也不肯因小节牺牲皇子，背叛丈夫，她先供出皇子，后又搭救皇子，一切皆无可能之后，选择了大家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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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赵世家云，一个叫屠岸贾的奸臣屠戮了赵氏，只有一个孤儿赵武因为家臣程婴用自己的孩子做替死鬼瞒过了屠岸贾，赵武长大后晋景公平反了冤案，杀死了屠岸贾。
57、全书以结构性分析为框架，创造性采用跨语际、跨视觉的研究方法，从人民的定义、社会身份平等、自然宇宙观、言论自由四方面着眼，具体分析了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讨论与制度建设，以及后世英国对中国材料的译介引述和对中国形象的褒贬讨论。
58、与弗雷隆相比，戴梅里所记逸闻通常都比较简略，对伏尔泰的记载非常冷静，态度超然，不像弗雷隆那样喜怒形于文中。比如，“伏尔泰赢了与犹太人的官司”；“大家都肯定伏尔泰已经死了，几天以来人们得到了来自柏林的消息”；“人们确信伏尔泰在科尔马娶了格兰格兰先生的侄女”。这种平静、中立语调也被戴梅里用于《作者纪事》中对伏尔泰的记载：“他是法兰西学院的，德尼夫人是他的外甥女。”“1750年6月，他突然离开了他的祖国，去了普鲁士；他的王家史官的职位被给予了杜克洛。”“他在上一年的9月15日失去了夏特莱侯爵夫人。”对伏尔泰的个人经历的描述总体上偏中立化，不带感情色彩。接着，戴梅里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自己奉命展开的一次搜查，最后评论道：“这次由伏尔泰指使的搜查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在那里发现了攻击国王和(蓬巴杜)侯爵夫人的诗歌，这些诗歌也许是伏尔泰写的，或是某个附属于他的人写的，这会揭露很多事情的。”戴梅里以津津乐道的语气讲述这个故事，行文中并无反感情绪，而是将之评价为“有趣”，颇有幽默之感，显然戴梅里并不像弗雷隆那样将伏尔泰视作“无耻”“恶毒”“卑贱”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