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诚实、不疑、不欺。
2、由于借鉴了先秦诸子各流派的思想精髓，又整合了法家内部的不同思想，韩非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家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对推动当时的时代进步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军事实践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军事理论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的很多军事著作如《尉缭子》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一直遵循法家思想，整顿户籍，奖励军功，重农抑商，相对于没有变法或变法不彻底的其他六国，在治国和治军方面显得更有效率，秦国的国力也由起初在战国七雄中相对较弱变成最强，充分体现了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思想。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更是将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发挥到了极致，而统一过程中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运用无疑赋予了秦国军队更高的作战效率。这一点在当时秦国著名军事家、将领尉缭子的著作中便有所体现：《尉缭子●制谈第三》中“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体现了“势”的作用，《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中：“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体现了“法”的约束，《尉缭子●攻权第五》中“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则体现了“术”的运用。(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3、到了强势的武帝时代，出现了申韩之术的回潮，酷吏政治大行其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复古更化”的意义才凸显出来。“复古”就是局部恢复先秦的治理之道，“更化”就是改革掉秦制中严酷的法家色彩。
4、法家学派在基础上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5、所以道家思想核心目的是为了追寻一般事物的普遍规律。强调人作为万事万物的一员，应当适应自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讲究顺势而动，无为而治。
6、主要阐述的是在阶级社会里阶层之间的各种关系，比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等等社会秩序。
7、二是虚：虚指的是学习态度。虚者，虚心、谦虚也。
8、儒家式“无为而治”的境界正是孔子心目中的舜帝圣王形象，正好代表了孔子说过三句评价舜帝的话。第一句话，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说的是权力的来源。舜得天下，不是他自己争夺来的，也不是尧私相授受的，这里所表达的乃是“天下为公”的主权观。
9、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
10、道教徒尊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尊老子为祖教，尊称其为"太上老君”。
11、儒家思想的治国方式是“仁政”、“王道”、“礼制”，追求的目标“大一统”。(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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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家的思想核心，是以“利”为核心，“利”就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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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17、所以，现代人，本身也要自我约束，努力学习。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很多时候，我们是要逼自己一把的。古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为学习，程门立雪，头悬梁，锥刺骨，三更灯火五更鸡等，都是讲一个人要想不落伍，要想做点事，就得不断的学习。
18、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19、(公元前455年-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郡守。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20、墨翟，同样的神秘人，主张“兼爱非攻”，对于兵法颇有研究。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
21、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22、法家的治国思想非常功利，它的治国方式就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治理国家，巩固君主的权利。
23、中国的韬略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传统文化之瑰宝，历史遗产之精华。
24、学思行|在含忍与自由之间——论杨绛的文化人格
25、天体科学、生命科学、文学语言、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物理学、气象学、环境学，天文学、地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等。
26、学思行|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27、四是静：“静”，指的是心要静，而摒弃一切杂念。
28、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是百家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29、(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30、儒家的核心思想继承自周礼，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贵族和庶民是区别对待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其核心主张，其他主张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所有的“仁义礼智信”都是贵族间的法则，与庶民无关。庶民不过是贵族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这与法家主张形成鲜明对比。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无论贫富、社会地位如何，都统一按照法条处理。
31、故，生则生、死则死，岂能赖着不死或就是不生？故来之则应，去留无意，随缘而行，不纠结、不着相。
32、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33、关于韩非的法、术、势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争论，有人以法为核心，有人以术为核心，有人以势为核心。其实韩非的法家思想结构较厚，总体上他的社会之法依从于自然之道，任法而无为。法治社会是韩非的理想社会。按《礼记‧乐记》的说法，礼、乐、刑、政，皆为治道，韩非重刑罚，强调法、术、势结合的治术，是其刑罚以治的核心内容。从作为具体治术的法、术、势三者关系上来看，势处于核心地位。法律、法规、制度、法令是由官府制定，能否令行禁止，在于君主的威权。势重则法严，势轻则法不行。反过来，法的严格执行，树立起法制的绝对权威，亦即树立起国家与君王的威势。术与势的关系也是一样，暗箱操作的术，让百官战栗，完全听命于国家、君王，术治自身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术治的威力，造成一种威势，这就是国家、君王的位势。所以法律、法令、制度与位势是互为的关系，最终落实到位势的加强上；术治与位势也是同样道理，最终加强统治者的威慑力，形成国家、君王的巨大威势。刑政离开礼乐，这种治道是有偏的，维系社会不可能长久，当然只有礼乐而无刑政，也无法维系社会。韩非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34、死生间观节，细微处品德。死亦生，生亦死，死是另一个生的开始，生亦是另一个死的结束。
35、保持法律稳定，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36、修身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过程。
37、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
38、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儒家的核心思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39、例如秦孝公时期商鞅行耕战策略，这流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为秦国与秦朝最为采用。
40、撇开韩非子“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等认为人性极端自私的偏激观点，以及“遗诏诡使”、“心藏不露”等帝王权谋之术不谈，单就“术”的层面“循名责实”、“明说以诱避过”、“明察照群臣”等积极思想，对与我国传统的治军理念和治军实践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国历代军事家善于运用“术”来驾驭下属的著述和事例很多，这里仅以戚继光治军为例。戚继光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将领，他在著作《纪效新书》中写道：“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此谆谆真正化诲，你若不听，军法无情，慎之慎之。”对于当时割取无辜百姓人头冒领战功的恶行，戚继光不仅“循名责实”，并且明察秋毫，还通过晓之以情，喻之以理，“明说以诱避过”，正当地使用“术”，在制止士卒犯罪，整治军队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1、刑无等级，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则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42、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43、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人提出来的，如何会说法家呢！下面咱们就说一下法家人。
44、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45、 2)所谓术，指政治权术，皇帝驾驭人时,神出鬼没,这就是“术”。势是目的，术是手段，在过去来说，术就是皇帝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的权术和方法。“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用现代话说，讲的是领导如何“管理”下属。每次去机场我都要去逛逛书店，几乎每次都失望而归，书店里管理学方面大多数的书都是关于此类“术”的书，什么管理下属的36招啊什么的。现在一个流行是把所有的古代的书，都跟“管理”和“权谋”挂钩，从周易学权谋什么的，让我非常的讨厌。的确很多领导者愿意用权谋的方式来驾御下属，但这不是常道，是不正常的。曹操同学就擅长此道。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睡觉时会杀人，让人不要在他睡觉的时候接近他。他的一个侍妾看到他睡觉的时候被子掉了，就来给他盖被子，果然被他起来杀掉。曹醒来之后，还故做不知。隋文帝也乐于此道，为了考察大臣是否廉洁，他自己给他们设置了一些圈套，安排人给大臣们行贿，结果很多人中圈套，就被杀了。
46、无为”的意思并不是“不作为”，其意思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的作为”。
47、韩非子的“术”的思想在我国传统的治军中也有所运用。当然，我们这里要认识到，韩非子所谓的“术”指的是国君控制群臣的手段，运用到传统的治军当中则是将帅控制士卒的策略，归根到底是一种权术，不同于军事战略中所运用的战术。因此，虽然我国古代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论著也很多，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48、 法家和儒家历来争论很大。儒家推崇“王道”，法家向往“霸道”。儒家认为法家严刑峻法，急功近利，法家认为儒家迂腐可笑，纸上谈兵。孔孟两个人周游于列国，希望国王相信并推行他们的“仁义之道”来治国，可是各国国王都觉得他们的方法好归好，就是太慢，等不及，他们更愿意用法家思想，他们认为法家思想见效快，重实际。这种争论有点类似于武侠小说中关于气宗和剑宗的争论，或者说内功和外功的争论。